东周时期研究
陇东宁县马莲河、九龙河流域的石家-遇村遗址2019年持续工作。零星的网络报道显示，新工作不但在石家墓地又发掘了数座贵族墓葬，还在遇村遗址新发现了城址线索。这一发现将为了解两周之际周秦势力转换之时的秦、周、戎人关系，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料。
在雍城，春秋时期的秦公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持续发掘。该车马坑位于一号大墓东墓道南侧，平面近凸字形，全长近86.5米。钻探情况显示，该车马坑坑体内有两道东西向的生土隔梁将坑体分割为巷道，巷道内放置车马。坑体西端较浅，可能放置珍禽动物。2019年的发掘，仅向下清理了10.8米，距离坑底尚有4米左右。车马坑被盗严重，但零星出土了不少珍贵遗物。钻探显示出的车马坑布局，对研究秦始皇陵陪葬坑的渊源关系极为重要。
临潼秦东陵一号陵园内偏南的ZM1数年前被盗，本年度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由于该墓规模宏大，2019年的发掘仅以探方法清理该墓地面部分。清理与勘探显示该墓为“亚”字形的四出墓道墓葬，各墓道有台阶与耳室。墓室以上的部分未经夯筑，亦未见祭祀建筑遗存。南墓道以南20米处，发现一处建筑基址，不排除为陵园内的祭祀建筑。ZM1的发掘工作为秦公陵园埋藏制度、封土制度的演变及陵园内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最新资料。
在前几年工作基础上，关中东部的澄城县刘家洼遗址经调查勘探，新发现了一处中等贵族墓地，墓室面积皆在15平方米以下，2019年工作的核心即围绕该墓地展开。新清理的墓葬葬俗与之前芮国的墓地较为接近，随葬品组合亦相类，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偏晚。M2发现的方形山子形盖簋，形制较罕见。这处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为了解刘家洼芮国城邑内的人群等级分层和城邑布局结构，至关重要。
在一河之隔的黄河东岸的山西闻喜邱家庄墓地，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中有了令人惊艳的发现。抢救发掘的战国早期墓葬M5001，虽然墓葬被盗堪称惨烈，但发掘所获信息已堪称惊人。该墓无墓道，但墓口东西宽14.3，南北长13.5米，面积达193平米左右，规模宏大。墓内分四层台阶逐层构筑，墓室的木椁外另外积石积炭防护。作为山西省已发掘的最大东周墓葬，该墓的体量在国内也可数得上号。在已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该墓的墓口面积接近曲沃柳泉的两座晋公大墓墓室面积，接近中山王墓的椁室，小于新郑胡庄的韩王陵和凤翔的秦公一号大墓。如此大型的墓葬，发掘者推测为战国初的晋公室高级女性贵族墓葬或有一定道理。但同时期王室贵族墓葬，皆有墓道，而该墓没有墓道，故对墓主的性质推测似应更谨慎为好。
该墓最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墓室墓口以上，发现有东西宽21.6，南北长26.6米，面积达574平米以上的建筑基址，基址的外围再用板瓦和筒瓦组成的散水类护坡。这样罕见的墓上建筑，不由令人想起三晋公室大墓亦曾发现过墓上的建筑基址，比如与魏公室有关的固围村M2、赵王陵和新郑胡庄大墓都有类似的建筑。而中山王墓兆域图的发现暗示，邱家庄M5001很可能就是另一例墓上的“堂”、“寝”类建筑。这为研究周代墓祭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在河北，行唐故郡战国遗址继续发掘。综合媒体零星线索可知，本年度该遗址南北向积石墓的新发现为判断该遗址的延续时代提供了新的资料。此类墓葬目前数量极少，但随葬仿铜陶礼器鼎、豆、壶、匜、球腹壶等，年代当较之前东向墓葬略晚。
河南省的两周考古工作重心仍在城邑。
新郑郑韩故城去年的工作以配合基建为主。仓城路小学基建项目发现一处大致呈西北-东南向的大型夯土，其性质可能为隔城墙的南段，也可能是仓城城墙或者大型建筑。在夯土外，发现了与夯土同样走向的相互叠压的几条东周道路。郑韩路东延基建项目，发现有一处大型夯土，推测可能为战国时期作坊房基。
在荥阳官庄遗址，以既往数年工作的铸造作坊南北两侧为2019年的工作区。在北区，发现早晚两座房址，晚期房址是长期使用的作坊，早期房址则可能是一座高等级建筑。南区发现两条道路，表面可见车辙。
夏庄墓地的发现在秋冬之际曾引发媒体的关注。该墓地在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龙窝村夏庄小组东北，已发掘的29座墓葬全部是其南侧大墓“不见冢”的陪葬墓，除3座墓道被破坏以外，其余全为甲字形岩坑或土坑竖穴墓，有的带有车马坑。说明陪葬墓墓主生前地位较高。当地媒体和部分先秦史学者推测这批墓葬与“王子朝携周典奔楚”的事件有关。但媒体披露消息中尚看不到较为确切的证据。
安徽寿县西圈墓地的考古工作新发现，是在学术与工作指导思路转换后的产物，体现了工地主持人的学术敏锐性。近期的新发现为研究寿春地区州来、下蔡和楚寿郢的时空关系、城邑地望提供了新的线索。新发现的南北向墓葬，出土“蔡侯产”戟和原始瓷，为研究吴、蔡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东西向楚系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寿春城战国中期遗存的空白，为探索寿县地区战国早中期的政治格局变迁、文化面貌更迭、地权与功能转换拓展了认识。
鲁西南地区的东周时期考古工作近几年喜讯不断。滕州大韩墓地在2017至2019年间持续发掘，共清理东周墓葬195座，其中，小型墓葬149座，大中型墓葬46座。该墓地以土岗顶点为中心，呈放射线状分布，在同一墓地中墓道朝向迥异的布局和长时间的延续使用，使该墓地的学术意义重大。邹城市邾国故城发掘的战国大墓，为研究邾国文化遗存及其与越国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资料。
2019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西侧夯土基址进行发掘，重要考古发现为一处与铸钱相关的夯土基址。该基址南北宽约12-13.5米，东西揭露长度43.5米。在发掘区西北部发现集中出土的齐刀币范残块，总数达1300余块。还发现有大量的流渣、坩埚等遗物。这是齐故城所见较大的一批战国时期铸钱遗存，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长江流域的东周考古工作令人惊叹不已。这其中，长江中游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和长江下游安吉八亩墩墓地的发掘尤其惊艳。
随州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春秋时期曾国贵族墓群。2018年枣树林联合考古队对墓地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国墓葬进行发掘，发现墓地5座“甲”字形墓、19座中型墓、62座小型墓。其中5座“甲”字形大墓分三组由北及南排列，三组大墓墓主分别为曾公求及夫人渔、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得。该墓地出土青铜器2000余件，其中青铜礼乐器近600件，共发现青铜器铭文近6000字，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墓地4座大型墓出土88件编钟、60件编磬和1件陶埙，部分中、小墓出土的不同数量组合的小钮钟近70件。枣树林墓地的新发现，弥补了曾国春秋中期材料的空白。继曾侯乙墓之后，新世纪以叶家山、文峰塔和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等贵族墓葬的发掘为中心的曾国考古，不断以考古发现更新认知，完全由考古新发现构建起了目前周代诸侯国中最长的世系关系，并以其铭文确定了族属，是中国周代考古中最为系统的资料。2019年的发现，也最终确定了国名，了结了聚讼纷纭的“曾随”学术公案。春秋中期是中国东周考古中最缺乏高等级贵族墓葬资料，枣树林墓地的发现，对研究春秋时期礼制变革、墓地营建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曾国地缘位置的特殊性，这批资料不但可以用以观察黄河流域周代贵族墓葬礼制的变革，也可用以推测尚未发现的同时期楚国葬制。
同样与曾国有关，京山苏家垄墓地南侧的罗兴居住址、矿冶遗址点在2019年分东西两个发掘区进行了考古工作。东区可能是与墓地同时的居住址，在春秋时期文化层中发现四件铜器残碎片，可见遗址规格相对较高。西区有限揭露的面积内发现3处窑址、1处房址，富含炭粒、草木灰、陶片的黑灰色文化堆积、石、铜质工具等迹象显示该区域极可能为一处制陶作坊区。
在荆州，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纪南城大遗址保护项目，对楚纪南故城东垣南门以北城垣及护城河解剖。从东垣南门的规模形制来看，东垣南门应是纪南城的一个主通道。但城垣外侧没有护城河，相反有居住遗迹。发掘者推测东垣靠近庙湖，城内龙会桥河及南垣外古河道直通庙湖，整个城址东南部借用了自然湖泊的防御功能，在靠近湖边设置码头。城垣解剖目前发现墙体呈台阶状，逐级夯筑而成。
荆州博物馆则继续对熊家冢楚王陵的祔冢殉葬墓地进行发掘。2019年共发掘祔冢殉葬墓10座。研究发现，墓地营建之前，这里是一处春秋时期的小型遗址。主墓埋葬时，主墓南边的24排92座殉葬墓及其西边的一号（大车马坑）、二号车马坑同时埋葬。祔冢埋葬时，祔冢北边的12排46座殉葬墓同时埋葬。祭祀坑分布于主冢和祔冢的南侧及车马坑区的西北部，共有250多座，是楚王及王后埋葬后继任历代楚王长期举行祭祀活动的结果。大车马坑西边的38座小车马坑，排列没有规律，推测也应是带有祭祀的性质。
荆州龙会河北岸墓地出土战国楚简324枚，是一项令人惊喜的偶然发现。这批竹简中载有东周时期10余位楚王、楚国高级官员以及西周武王、周公旦的相关事迹，预期披露后将引起先秦史和古文字学界的聚焦关注。
201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土墩墓发掘在多年的持续坚持后，取得了重大学术进展。不但有安吉八亩墩因长期工作的系统性突破，也有其他地区的资料积累。同时，2019年度对于土墩墓年代相同的聚落遗址的发掘，则显示出土墩墓研究学术思路与导向的转变。
本年度，无锡梅里遗址的发掘意义重大。该遗址分布在泰伯庙东、新友路西的伯渎河两岸，面积大约6万平方米，从发掘区的地层堆积和遗物看，遗址时代跨度自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因素兼有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其中还有部分中原文化因素。这为探索土墩墓的人群和文化因素变化具有重大意义。
安吉八亩墩墓区的发掘长达数年，2019年终于收获回报。墓地位于浙江安吉县递铺街道古城村，是一个要素齐备、相对封闭的高等级越国贵族墓园，也是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该墓地外围有人工挖掘宽21-23米的环壕，中心土墩为长方形覆斗状，长56米、宽30米、高8米。中心大墓以外周边有两周等距离分布的小型土墩（陪葬墓）围绕中心主墓。已发掘中心主墓和周边的31座陪葬墓。上述遗存共同构成一个要素齐备、相对封闭的高等级贵族墓园。主墓墓坑墓底有箱式木椁和独木棺遗迹，出土以绿松石为主要原料的玉石类冠饰和服饰，年代属春秋晚期。墓道壁面及底面发现立柱、篱笆和横撑木痕迹，为熟土筑坑找到了关键性证据。墓室与墓道之间还首次发现了草包泥垒筑的封门墙。主墓北侧的器物坑打破封土，长23米、宽1米多，整齐地摆放着数十件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这是迄今为止，已发掘的越国墓葬中最大的器物坑。陪葬墓葬具有不同的种类，但各自为墩，较为整齐地排列于主墓葬外。上述发现，无一不刷新土墩墓的既往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战国时期独立陵园制兴起在南方地区的表现，提供了新的思考线索。 资料刊布方面，2019年刊布的东周时期资料数量极多，重要资料也非常集中。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临淄市临淄区文物局出版了《临淄齐墓·第三集》（文物出版社）。该报告公布了范家村南M977、永流墓地两座墓葬等12座战国高等级墓葬和2座车马坑的材料。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了《襄阳卞营墓地》田野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这批墓葬中共有西周墓3座，春秋墓108座，战国墓149座，分为邓墓、楚墓，另有秦墓58座。
对南中国地区以长江下游土墩墓和几何印纹陶、原始瓷遗存为中心的考古学遗存，近年来颇受学术界的关注。本年度有非常重要的资料系统刊布。南京博物院等单位经过多年的协调，终于整理出版了《金坛薛埠——土墩墓群发掘报告》、《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群发掘报告》、《句容花寨头——土墩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三部极具分量的考古专刊报告。对长三角地区的土墩墓群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则联合多家文博机构，在2018年举办了“锁钥——先秦印纹硬陶原始瓷特展”，本年度，该展览的图录出版，这是对南中国地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一次集中检阅，将不同地区的同类器物集中展示，更便于比较研究的展开。
吐鲁番市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出版了《新疆洋海墓地》的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全面发表了500多座墓葬的资料。洋海墓地时代主要为晚期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该墓地对于建立吐鲁番乃至新疆地区史前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的调查报告。考古工作显示该玉矿的开采时间大体在公元前一千纪内，略早于张掖马鬃山玉矿，是国内目前已知最早的玉矿遗址。玉矿有较严整的聚落布局，有开采区、选料区和哨所，开采人群为骟马文化的人群（《考古与文物》第4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漳县墩坪墓地2015年发掘的东周墓葬43座的材料。这批墓葬有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偏室墓和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三类，多有头蹄随葬。大型墓随葬有整车，中型墓有拆解的车构件，各墓盛行殉牲，多为牛马头蹄。墓葬年代主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个别可晚至战国晚期（《文物》第3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公布了澄城刘家洼东周芮国遗址（《考古》第7期）和东I区M6（《考古与文物》第2期）、M49（《文物》第7期）的资料。该遗址自发现以来备受关注，为研究春秋早期芮国及华夏诸国与戎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公布了宝鸡郭家崖墓地南区的2011年78座战国墓葬发掘情况（《文博》第4期）。这批墓葬中洞室墓和壁龛占绝大多数，框架式的棺椁结构特点比较突出，随葬器种比较单一，仿铜陶簋、陶豆、附耳长颈方壶、大喇叭口罐以及秦墓中常见的秦式鬲始终不见出现，戎式高领袋足鬲比较多见。少数墓底以卵石铺地，墓道设有台阶。这些群体特征与本地区的店子、高庄、西村墓地差异较大，却与李家崖墓地和咸阳塔儿坡墓地文化面貌相似。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公布了米脂卧虎湾战国秦汉墓葬的部分资料。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年代最早者可能能早至春秋早期，下限在西汉中期（《考古与文物》第3期）。
山西大学等单位公布了隰县瓦窑坡墓地M23的发掘材料。该墓地其他墓葬的部分材料已经先期刊发。M23年代约在春秋晚期，因不见兵器，有可能为女性贵族墓葬（《中原文物》第1期）。
陈海波、王金平、李永敏介绍了2013年临汾神刘村发掘的14座春秋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3期）。这批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等级不高，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偏晚至春秋中期。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公布了涿鹿城1号墓（《文物》第10期）、2号战国墓（《考古》第10期）的发掘资料。发掘者认为该墓属于燕文化墓葬，年代在战国早中期之际，可能是燕国的地方贵族墓葬。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公布了2016年涿鹿故城的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发掘揭示该城晚于春秋时期始建，使用的下限可能到汉代，主要使用时间集中在战国时期，这与之前发表的涿鹿城的战国墓的年代是相合的。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平山访驾庄M8的发掘资料（《文物春秋》第5期）。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殉人1，但等级不高，年代为战国晚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隆尧乡观遗址发现的战国墓葬情况（《文物春秋》第4期）。这批墓葬等级普遍不高，年代集中在战国中晚期，总体面貌接近赵文化。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公布了滦平县梨树沟门墓地的发掘资料。该墓地年代集中在春秋晚期，文化属性为玉皇庙文化（《考古与文物》第1期）。
河北大学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公布了满城要庄遗址1985年发现的一批青铜器。这批器物共有5鼎1簠，年代约在春秋早期（发表者认为在两周之际）。这批器物的公布对于了解要庄遗址的存续时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考古》第8期）。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在二里头遗址以北洛河北岸发现的一段东西向夯土墙（《洛阳考古》第2期），这段长约770、宽10 米的早期夯土城垣，周围有大量的夯土基址、灰坑、沟、道路、砖基等遗迹，对比文献记载分析，该城垣遗址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东圉”，东汉、西晋时期的“圉乡”。由于这段夯土墙与二里头遗址宫城北墙仅相距1500米左右，因此也不能排除该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可能会存在关联。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公布了2016~2018年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的发掘情况。该发掘首次确认了北城门遗址，是文献记载的“渠门”，发掘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带车辙道路和瓮城（《华夏考古》第1期）。
樊温泉介绍了郑韩故城近年来的多项未公布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他介绍了北城门、南城墙、三号车马坑、双楼和天利墓地、部分手工业作坊的发现情况（《华夏考古》第4期）。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义马上石河春秋墓葬的发掘资料，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的墓主为虢国低级贵族，年代约在春秋早期晚段（《中原文物》第4期）。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汤阴羑河东周墓地M1的资料。该墓保存较好，有三具殉人。发掘者认为墓主可能是卫卿，年代约在春秋晚期（《中原文物》第4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淮阳平粮台M17的发掘情况，该墓为带单墓道的楚墓，年代为战国晚期楚都陈郢时期（《中原文物》第5期）。
山东大学等单位公布了1995年长清仙人台周代墓地M4的发掘资料。该墓为春秋中期偏晚墓葬，墓主可能是M6的配偶（《文物》第4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公布了2016年临淄褚家墓地的两座甲字形战国墓资料。发掘者认为两墓可能为夫妇合葬，年代约在战国早期（《考古》第9期）。
章丘博物馆李芳等人公布了章丘大站水库东北出土的了三件铜鼎（《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这三件铜鼎皆为春秋早中期时期的器物，刊布者认为或为田陈氏族的器物。
山东大学邾国故城遗址考古队对2015-2018年发掘的主要收获进行了综述性介绍（《东南文化》第3期），连续的工作主要包括城墙、宫殿区、仓储区和贵族墓葬的发掘解剖，及冶铸和制陶作坊区的调查等，出土了大批考古遗存。同时，考古队对2016年秋季宫殿区南部的发掘、2017年对皇台中部偏北位置的发掘简报也进行了公布（《东南文化》第3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宜昌万福垴向家台和甘家河片区的发掘资料（《江汉考古》第5期）。两处地点所获遗存较少，年代集中在春秋早中期，甘家河片区的个别遗物年代或能上溯至西周晚期。该遗址由于之前发现了多件青铜甬钟和铜鼎，备受重视，但本次公布的资料与此前发现的铜甬钟、铜鼎的年代尚无法相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京山苏家垅遗址2018年的考古发掘的资料（《江汉考古》第6期）。该次发掘除生活居址外，还发现了一些冶炼遗存，但核心的炼炉等遗存并未刊布。公布的居址遗存年代集中在春秋中期，主体年代与苏家垅墓地的年代重合，但延续时间较已发掘墓葬为长。公布资料中有一些炼渣、炉壁残块，为苏家垅遗址性质和功能的判定提供了佐证。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第一时间公布了随州枣树林墓地2019年的发掘收获，介绍了曾侯宝及其夫人随仲芈加墓的资料（《江汉考古》第3期）。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6座墓葬的资料，这批墓葬的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墓主为鄂侯、鄂侯夫人及高等级贵族。该墓地的发现为两周之际国族变迁和南北文化交流提供了关键资料（《江汉考古》第4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枣阳九连墩M1的资料分内容进行了公布。在《中原文物》第2期上公布了该墓所有的乐器资料，在《江汉考古》第3期公布了墓葬的其他部分。该墓发掘至今已近18年，材料的公布始终不太系统，此次终于基本上得见其全貌。但从公布材料的方式来讲，将有机的一座墓葬材料拆分，与既往考古资料的刊布全然不同，值得反思。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宜都楚皇城北城墙2017年度的发掘资料（《江汉考古》第5期），发掘者认为解剖部分城墙年代上限为战国早期，下限可至汉代，发掘资料进一步说明该城应该不是春秋时期的郢都，而应是战国早中期的一座军事堡垒。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南水北调工程期间在淅川丹江淹没区葛家沟墓葬区发掘战国墓的部分材料（《中原文物》第3期）、邓州王营M125（《中原文物》第5期）。前者这批战国中晚期墓葬等级不高，但可以看出秦楚势力交替的变更趋势。后者为战国中期晚段的楚下层贵族墓葬。
武汉大学等单位公布了2010年南水北调期间在淅川全岗遗址配合发掘的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这批墓葬年代集中在战国晚期至秦代，等级不高，有较明显的秦与中原因素，应当是秦控制丹江之后的遗存（《考古》第11期）。
武汉大学等单位公布了丹江口田家岭墓群的部分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墓葬资料（《江汉考古》第5期）。这批墓葬等级不高，但有一定的地方特点。
南阳府衙博物馆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南水北调工程期间在淅川裴岭清理的M10发掘资料。发掘者认为该墓年代约在战国中期偏晚（《中原文物》第4期）。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公布了2016年襄阳墓子地的发掘材料（《考古学集刊·第22卷》）。该遗址发掘为配合水利工程的基建而起，时代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汉代，遗址为一般生活基址。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公布了2008年渝北区赵家湾墓地M1的发掘资料。该墓是当地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略好的墓葬之一。发掘者认为墓葬年代约在战国晚期末段，墓主可能是一带有楚文化色彩影响的老年贵族（《文物》第6期）。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单位公布了湖南益阳枇杷山墓地战国至秦时期墓地2017至2018年的发掘资料（《文博》第4期）。该墓群距楚秦时期益阳县治所在兔子山遗址约1.5公里，是一处战国晚期至秦代以埋葬平民为主的墓地。
魏国锋等人对铜陵古矿冶遗址2016年的调查收获进行了综述（《南方文物》第2期）。这次调查发现了早期采矿、冶炼、冶铸和采冶一体的遗址，认为铜陵地区的冶铸生产活动上限可能能早至二里头时期，存在采-冶-铸并存的生产组织形式，冶铸并存的遗址很可能是本地族群管控或者为地方行政机构管理的。
宿迁市博物馆、宿迁市文物研究所公布了2018年对沭阳吕台遗址的勘探和试掘情况（《东南文化》第5期），遗址主体属两周时期，发掘者认为与徐淮夷有关。
淮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刊发了淮安黄岗村墓地的清理情况（《东南文化》第5期），所发掘的墓葬主体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的中小型墓葬群。
葫芦岛市博物馆公布了2015年清理的兴城市朱家村春秋木棺墓的资料。该墓因施工作业发现，虽破坏严重，但仍出土了一批铜兵器、车马器，发掘者认为该墓年代约在春秋晚期后段（《文物》第8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2015-2016年度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的发掘情况。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墓主人群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漏卧人有关（《考古》第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晋宁河泊所和西王庙贝丘遗址的试掘资料。两处居址位于滇池东南岸，是石寨山文化的核心居址，两遗址的试掘材料确定居址的年代上限可至春秋时期（《江汉考古》第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昆明东川区玉碑地遗址的发掘资料（《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该遗址为一般居址，地层中还有大量矿渣、铜矿石和陶范，很可能是一处集冶炼和铸造于一体的聚落遗址。陶器以单耳罐、高领罐颇具代表性，与滇池盆地的石寨山文化有显著区别，而与周边的昭通、威宁地区的青铜文化有相似性，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文化类型。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准格尔旗福路塔战国秦墓地2017年的发掘资料（《考古与文物》第6期）。这批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东西向居多，年代集中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该墓地当与战国晚期秦在上郡的开发有关。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机构对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的布尔汗山、达拉盖沟遗址的调查情况进行了介绍。两处遗址均分布有数量较多的亚腰形石盖板墓，可能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特布希文化（《西部考古》第17辑）。 同2018年情况相同，东周时段的相关研究是本年度三代研究中数量最多的。
徐昭峰出版《东周王城研究》一书（科学出版社）。该书对洛阳王城的城址、营建和布局，城内各遗存以及王城周边王陵、墓葬和车马坑的分布情况也进行了梳理。该书是目前对洛阳王城研究最为全面的著作。
于焕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东周时期秦、晋、楚系墓葬的性别差异为视角（吉林大学）。他通过对铜器墓、仿铜陶礼器墓和日用陶器墓三类墓葬，从墓葬体积、随葬品和葬具三方面讨论秦晋楚的性别差异。他发现平民与中间阶层的秦墓中战国早期以前，男性墓葬较女性墓葬反映的社会地位更高，而在战国中期以后男女差异接近。晋墓则始终是男性社会地位高于女性。楚墓男性的社会地位高于女性，但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匹配的现象。
李晓健对太行山东麓地区东周陶鬲的谱系进行了梳理（《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他将陶鬲分为三类，束颈弧腹鬲分布于太行山东麓北部，与土著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关系密切，可能代表了东周时期的戎狄人群；鼓肩直腹鬲则集中分布在太行山东麓中南部地区，与三晋陶鬲接近，是三晋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而燕式鬲集中分布在燕文化区。
尚如春对平顶山应国墓地中的战国墓葬做出了区分，她认为应国墓地M10、M301当属战国早期早段，其中M10的年代相对略晚。其后从这两座楚系墓葬的墓向、礼器制度及用玉风格等几个方面入手，对墓主身份进行了系统分析，证实此两座墓墓主并非楚人，而均属于已楚化的应国贵族后裔。在此基础上，本文参考墓地总体布局及各墓葬年代，认为在应国墓地中两类墓葬虽然分区而葬，文化面貌风格迥异，甚至年代存在缺环，但其族属始终未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
唐英杰、李发对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的墓主进行了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他们认为M2009墓主虢仲，为国子硕父鬲器主硕之父，器物年代较虢季氏（虢文公）鬲稍晚，较虢季（虢公忌父）鬲稍早，在两周之交；虢仲墓出土的两类虢仲鼎均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宣、幽时的特点，其时代亦在两周之交；虢仲生前曾“受天子禄”，应即虢公翰。
张亮以统计学方法讨论洛阳地区战国中晚期陶器墓的分群，他将洛阳地区的战国陶器墓分为本地周人墓、外来人群墓和混合文化因素的墓葬三类。他以统计方法，认为外来人群使用的等级制度更加规范（《考古》第9期）。
吉林大学王震对辉县琉璃阁墓地的年代和性质重新进行讨论。他认为琉璃阁墓地年代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早段，墓地属于晋卿魏氏。其所见之墓地归属回归到了郭宝钧的旧说，年代判断亦实与前人差别不大（《考古》第11期）。
田建文对南吕梁地区新发现的东周墓葬进行了讨论，提出部分墓葬可能和白狄人群有关（《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83期）。对于隰县瓦窑坡、乡宁嘉父山等墓葬的分析，他认为部分墓葬不遵守周代礼制，亦非晋系礼制，很可能反映了当地春秋中期的部分遗存当属于白狄人群所有。
陈博撰文讨论了新郑中行遗址马坑的性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他认为中行遗址45座马坑以及所埋马匹的特征与东周遗址所见祭祀用牲遗迹有明显不同，也与先秦文献记载的祭祀用牲制度存在矛盾，应当并非祭祀活动遗迹。中行遗址马匹年龄与性别构成与近代人工蓄养马群相似，牡、牝马分开掩埋及每坑埋放二马或四马等现象又可能与先秦时期的养马制度有关。据此种种迹象推测，马坑中的马匹可能来自郑国公室所蓄养的一个较为完整的种马群，又因为某次偶发事件而在较短时间内被全体杀埋。
杨云鹏在硕士论文中对中原地区的祭祀遗存进行了整理（陕西师范大学）。他将东周时期中原地区涉祭祀的遗存分为神祇祭祀、人祖祭祀两大类。前者主要是诸侯祭祀，祭祀对象以地祈为主，后者则分为宗庙类和墓葬类两种，再将以三晋两周为代表的中原祭祀遗存与秦、楚两文化圈的祭祀进行对比，讨论了东周时期的祭祀礼制变革。
张煜珧对秦文化的祭祀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析，认为秦祭祀包括上帝、先祖、山川、社稷和伏腊等五大类祭祀，经不断发展得到完善（《考古与文物》第3期）。
张婕妤以临潼新丰墓地的材料为主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她对该墓地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期和分区研究，将墓地从战国中期晚段开始至西汉初分为前后四个阶段，着重讨论墓地的形成过程。她认为该墓地最初的人群较为单一，但在战国晚期至秦时期，该墓地人群突然复杂，迁入人群来源也逐渐变多。到西汉时期，该墓地人群减少，墓地逐渐废弃。
曹龙撰文分析了泾渭地区秦墓中的低温釉陶牛车（《文博》第5期）。他认为此类器物是泾渭地区晚期秦墓中的代表性器物，从春秋晚期即出现在雍城一带的秦墓，除牛和车轮以外，其它部分多为木结构，所以木构件多不全。与之组合的陶俑应该是引牛驾车的驭手。牛车常与囷、壶、甗共出，反映出秦人的重农思想。
王颢对战国秦墓中的姜戎人群进行了分析（《文博》第4期）。他基于郭家崖墓地的资料，认为墓室以洞室墓和壁龛占绝大多数，多见卵石铺地，以高领袋足鬲为主要随葬品的秦墓墓主应该属于姜戎遗民。与郭家崖相近，宝鸡建河、李家崖墓地以及塔尔坡、西茅坡等墓地的人群可能也与姜戎有关。
刘昕对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的原始瓷器进行了分期研究（《南方文物》第1期）。他根据胎釉特征、纹饰特点的不同，将战国秦汉时期原始青瓷分为四期，每期有不同的时段，并对不同期段的组合关系进行了整理。
张潇对战国秦汉的制陶工序进行了讨论，作者从民族志、逻辑推理入手，反观秦汉时期制陶遗址，并以郑韩故城大吴楼制陶遗址、张夺2号遗址以及秦雍城豆腐村遗址作为个案分析，试图复原战国秦汉时期的制陶工序（《华夏考古》第1期）。
杨坤撰文以三晋度量衡器为例，讨论了战国度量衡器需要注意的问题（《西部考古》第17辑）。他认为铜度量衡器有“预估值”和“实测值”的差别，这是因为不同国家对同一器类或者同一国家对不同器类的计值精度要求不同所致，同时，度量衡器物的进制和单位并不唯一，情况较为复杂，在研究中不可预设前提。
陈康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卫地的遗址和墓葬为资料，讨论了周代卫国的文化特征（郑州大学）。根据陶器的类型学排比，他将卫国的考古遗存分为前后九期，认为其日用陶器包含商文化因素、周文化因素和创新因素，另外有零星的李家崖与东夷因素出现在卫地。
靳健对莒县西大庄墓葬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做了讨论。他认为该墓年代在春秋早期，文化属性更接近周文化（《考古与文物》第2期）。 东周时期的戎狄遗存近年来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郑立超对义马上石河春秋墓地M35出土的铜鍑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件器物体现了虢国在春秋时期通过对外战争与北方戎狄人群发生联系（《中原文物》第4期）。
孙战伟对毛家坪B组遗存也进行了再分析，提出该类遗存并不单纯，有甲、乙两组器物，甲组为双鋬鬲、双耳鬲；乙组则以双耳罐、单耳关、双鋬罐等为主。他认为前者源自李家崖文化，后者源自寺洼文化（《考古与文物》第2期）。
张寅对马家塬类型遗存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文化渊源源自沙井文化的“三角城类型” （《考古与文物》第2期）。
王震对李家崖东周墓葬的年代和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他认为李家崖东周时期的墓葬自春秋晚期出现，延续至战国中期，可分为三期。墓葬的文化内涵复杂，有来自于晋文化系统的，有来自于北方系文化系统的，还有本地的土著遗存，这种复杂的文化面貌，与晋国“和戎狄”政策有关。
洪猛撰文对北京延庆葫芦沟墓地的编年进行了分析（《考古学集刊·第22卷》），认为该墓地可分为春秋晚期中段、春秋晚期晚段、春战之际到战国早期三个阶段。墓地的埋葬秩序反映出该社会群体从北向南安排墓位，但对玉皇庙文化的传承却逐渐减弱，到晚期阶段燕文化等文化因素涌入，说明了该社会集团的分化。
洪猛对玉皇庙文化的渊源进行了讨论（《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他对既往的“本地说”和“西来说”两种说法进行了分析，结合长城沿线东段的资料，他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对玉皇庙的兴起有全面影响，很可能是北方长城地带土著居民为主体的人群收到多重文化影响下孕育的，文化来源出现多元化，以冀西北山地临近的早期遗存所占比重大。
高毓婷翻译了金秋月（Catrin kost）的论文，对辛庄头M30墓葬遗物中的北方民族因素进行了分析。她认为该墓出土器物可以看出燕墓与朝鲜半岛和齐国有较密切联系，很多器物可能是与北方民族交流所获，而这种交流与燕国试图通过与北方民族的友好交往以稳定边境局势相关（《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郭物对马家塬墓地所体现出的秦霸西戎的现象和内涵进行了分析（《四川文物》第4期）。他认为马家塬墓地中，高等级墓葬虽然有显示戎王身份地位的一些器物，但是和独立于农耕区之外的游牧首领墓葬比较而言，缺少短剑、管銎啄戈一类的武器，可能显示秦国对其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的控制和首领的羁縻，甚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另一个方面，墓中出土车辆、铜壶等器物，则反映了这支戎人受到华夏礼制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张寅以随葬器物和殉牲资料为基础，对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的生业模式进行了讨论（《北方文物》第4期）。他认为寺洼文化与东周西戎文化分别代表了两周时期的西戎族群的早晚两大阶段。两者在居址、出土动物骨骼、遗物及艺术主题等方面都具有明显差异，这表明早期西戎与晚期西戎所使用的生业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的生业模式经历了由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为辅的定居生活转变为游牧经济的过程。
赵欣欣则与杨建华联名撰文，从青铜服饰品入手讨论胡服骑射问题（《北方文物》第1期）。她们认为内蒙古出土的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服饰品的分类和位置研究可以将服饰品分为装饰人体的身体装饰和用于装饰衣物的服装配饰两大类。身体装饰以耳环和项饰为主，服装配饰则有缝缀在衣物上的缀饰、腰带饰和腰间挂饰三种。受骑射传统影响，形成了重视腰部装束的习俗，很多服饰品既有防御、充当部件的实用性。
张渭莲撰文对延怀盆地的东周青铜器群做了梳理（《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82期）。她认为该地地处咽喉，是中原地区和北方长城沿线文化的交汇之地。春秋晚期以怀来北辛堡、甘子堡、延庆玉皇庙、葫芦沟等遗址或墓地发现的青铜器，体现了当地独特的文化面貌。春秋晚期以来，该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有部分人群开始向外迁徙，其中一支可能越过燕山向南沿太行山东麓地区南下，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鲜虞有关。 伴随着随州以曾国贵族墓葬为中心的新资料的不断刊布，曾、楚考古研究热度不减。郭长江等人在发表枣树林墓地新发现的同时，也公布了随仲芈加编钟铭文的释读（《江汉考古》第3期）。这一组铭文内容对于研究极为重要。郝晓晓对襄阳王坡墓地四座墓葬的青铜器所体现的青铜文化特点进行了讨论（《西部考古》第17辑）。她认为M55随葬鼎、壶为制作粗疏的专制明器，盘匜却为质量较好的随葬明器。该墓地的青铜器从M1至M55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水平在逐渐下降。
黄锦前、姜维对新野小西关和枣阳段营墓葬的年代和墓主进行了讨论（《四川文物》第5期）。他们认为皆系春秋早期姬姓曾国墓葬，段营的墓主为曾子仲（言妻），小西关墓葬系其子辈夫妇合葬墓，曾子仲（言妻）系曾侯（尹馬）伯之子。结合近年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文来看，新野一带在周初曾国始封时即为其疆域范围。
徐少华对苏家垄M85的年代和文化特征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该墓的年代在春秋中期的早晚段之际或略晚，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20年左右。墓主人可能为女性贵族，可能是由宋适曾的一位低等级贵族夫人，随葬礼器中有可能含有其他来自宋国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江汉考古》第4期）。
尚如春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以江淮地区楚墓为材料，讨论了东周楚国社会的变迁过程（吉林大学）。她将东周时期江淮地区楚墓分为三个区域八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不同时期墓葬文化的阶段性变化。同时，作者对铜礼器墓、仿铜陶礼器墓和日用陶器三类墓葬进行了聚类分析，并对江淮地区楚墓的礼制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形态进行了拟合，认为不同等级的墓葬可分别对应了楚国社会的五个社会阶层。
胡平平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讨论了洞庭湖水系各流域的东周、秦代墓葬所见的楚文化南渐问题（吉林大学）。作者将洞庭湖水系发现的东周秦代墓葬分为四期八段，对其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对非楚文化的器物进行了区分，辨识出中原、吴越、巴蜀、湘西土著、秦、群舒文化，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楚文化南渐的过程，提出了楚、越融合的历史进程，并据此讨论了楚国经略南土的方式。
侯波的硕士论文以楚皇城为讨论对象（南京师范大学）。该文对楚皇城的选址、结构规模、形制布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比较了楚国都城和中原地区的同时期城址，强调楚皇城的军事防御色彩。
徐少华对南阳李八庙一号墓的年代进行了重新讨论。他认为该墓年代当在公元前610年左右，早于下寺M8、M36。李八庙M1中最关键的番子鼎，徐少华认为是春秋中期偏晚的番国之君作器。李八庙M1的属性显示，该墓可能是潘氏贵族依附于楚国的下层贵族墓葬（《考古》第9期）。
肖航对楚墓的陶俑葬进行了分析（《东南文化》第5期）。他认为陶俑主要出现在楚东地区，是战国晚期楚迁于陈之后，楚墓新出现的一种葬俗，在大夫级和士一级墓葬中有较明显的等级差异。这种陶俑葬对汉墓随葬陶俑的风俗有较大影响。
印群撰文对淅川下寺墓地发现的殉人进行讨论（《南方文物》第6期）。他认为春秋中晚期是楚文化礼制形成的阶段，下寺楚王室贵族墓地有殉人，是吸收了周文化因素的原因，其所举例证为竹园沟M4、长子牛家坡M7和赵卿墓的资料。
郑建明以原始瓷为切入口讨论吴越文化的南下问题（《东南文化》第5期）。他认为春秋中晚期原始瓷器类单一，器型简单，少见或者不见礼器器类，呈现明显的衰落迹象。这一现象与吴文化南下太湖南岸，进入原越文化的核心区，使越文化人群南迁有关。
赵德云对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期研究。他认为大石墓可以分为五期，但最早的一组与后四期差别较大。大石墓最早的一处年代可能在春秋时期，而后四期则大体处于战国早中期、战国中晚期到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期（《考古》第3期）。
郝晓晓对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的甬钟进行了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认为这批甬钟是越式甬钟，但铜铜器却多为楚式，反映了这一地区楚文化和江淮青铜文化交流后传至岷江上游地区。
赵越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综述东周燕国墓葬（河北大学）。作者按墓葬等级大小将燕国墓葬分为五个等级，认为东周燕国墓葬多北向或东北向，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根据铜器、陶器和仿铜陶礼器，可将东周燕墓分为九个阶段，除本身的特征外，燕墓还有来自于北方、齐文化和中山文化的外来因素。
王腾飞以《东周燕墓的再研究》为题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该文首先再次总结了燕墓的特点，认为这可以辨识燕文化边缘区的墓主人群族属。他以三晋墓葬的标尺重新讨论了燕铜器墓的年代问题。论文还对燕文化墓葬的分类、燕墓随葬器物反映的府谷问题做了一些讨论。
成璟瑭等人对郑家洼子类型进行分析。他们认为郑家洼子类型的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有无葬具可能是等级差异；随葬器物中有较发达的车马器和短茎铜剑，但陶器相对欠发达。由于既往对郑家洼子类型的归属有双房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等多种不同的认识，成璟瑭等认为应单独划为一支考古学文化。对于该遗存的年代，成璟瑭认为其形成于春秋晚期，延续到战国中期前后（《文物》第8期）。
井中伟、任平对汉书二期文化的时空框架和葬俗进行了讨论（《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他们认为汉书二期文化分为南北两个群组，北组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南边以大安、肇源为中心。这种文化的葬俗洞室墓是自西向东随人群迁移而传播的结果。
李新全对“双房文化”的定名和内涵进行了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他不赞成将双房M6为代表的遗存称为双房遗存、双房文化，认为“双房文化”至少包含了两种考古学文化因素的混合体，年代不同，分布区域也有差异，应该视为是叠唇筒形罐、长颈鼓腹壶为组合的考古学文化（伙家窝堡文化）和以敛口弦纹壶、东北系铜剑、滑石斧范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二道河子文化）之间的过渡阶段遗存，所以不能称为“双房文化”。
成璟瑭、徐韶钢对双房遗址也做了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他们认为双房遗址具有复杂的多种文化因素，属于“伙家窝堡-双房”类型，来源于浑太水系的马城子文化南下的遗存，似乎仅可理解为“壶罐组合”的文化遗存。石棚墓、石棺墓遗存只能是双房文化发展的结果。
林森、吕斌、冯楠等对东辽河流域青铜时代的猎头习俗进行了梳理（《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他们认为东辽河流域类似梨树长山M004、后太平M27等单位，可能与猎头习俗有关。
城市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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