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入值军机处的仕宦时期、中年出任地方知府的治理时期，以及晚年辞官归隐的著述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飞卿"这一别号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赵翼晚年阶段。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46岁的赵翼以奉养老母为由辞去贵西兵备道职务，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的隐居著述生活。正是在这个阶段，他不仅完成了《廿二史札记》等史学巨著，还在诗文中频繁使用"飞卿"自称，如《瓯北诗话》中就有"飞卿老人闲评"等落款。
从称谓演变的角度考察，"飞卿"在唐代原指温庭筠（字飞卿），这位花间派词人的字号到清代被赵翼重新启用，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承。赵翼选择这一别号可能包含三重深意：其一，向文学前辈致敬，展现其"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文艺观；其二，通过"飞"字暗喻挣脱官场束缚的人生追求；其三，以"卿"自称体现文人雅士的洒脱气质。他在《戏作》诗中写道："卸却朝衫著隐衫，飞卿自笑太痴顽"，正是这种心态的生动写照。
与正式官职体系中的"卿"（如九卿、太仆卿等）不同，"飞卿"完全不具备行政职能，而是属于文人自号范畴。清代官职制度严谨，《大清会典》中记载的数千种官职无一使用"飞"字作为品秩修饰。赵翼曾任的兵备道是从四品实职，而"飞卿"则纯属文化符号，这种虚实相映的称谓现象，反映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双重人格。
从社会传播角度看，"飞卿"称谓的流行得益于赵翼著作的广泛传播。其史学三部曲（《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在士林间影响深远，使得"瓯北飞卿"的别号不胫而走。嘉庆十五年（1810年），83岁的赵翼在重订诗集时仍沿用此号，可见对其钟爱之深。当时文人往来信札中，常见"飞卿先生"的尊称，这已演变为对退隐名士的雅称，而非任何职官体系的指代。
值得注意的是，赵翼使用"飞卿"别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文人雅好古称的现象蔚然成风。同时期钱大昕号"竹汀"、王鸣盛号"西庄"，均属此类文化现象。但与这些纯学术性别号不同，"飞卿"还暗含对官场生涯的疏离感——赵翼中年辞官时正值仕途上升期，其《感遇》诗中"一官自分无多日，且作飞鸿踏雪看"的句子，恰可解释"飞"字的深意。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飞卿"属于偏正结构的复合称谓。"飞"作为动词性修饰语，打破了传统"姓氏+官职"（如李侍郎）或"地名+官职"（如王江宁丞）的命名惯例，创造出具有动态美感的文人标识。这种创新在清代文人别号中颇为罕见，与之可比的是袁枚的"随园老人"，但"飞卿"更具动作意象，生动体现了主人超脱世俗的精神追求。
在当代研究中，有学者将"飞卿"误解为某种荣誉性加衔，这是对历史语境的误读。清代封赠制度中的"大夫""卿"等虚衔均有严格规定，如正一品光禄大夫、从一品荣禄大夫等，但从未设立过"飞卿"类称号。赵翼实际获得过的最高荣誉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考取军机处中书舍人时获得的"记名御史"资格，与其自号"飞卿"并无制度关联。
回望历史，"飞卿"这一称谓的文化价值远超其字面意义。它不仅是赵翼个人学术生命的诗意象征，更折射出中国传统文人在仕隐之间的智慧选择。当这位史学大家在常州故居的"湛贻堂"中校勘史籍时，"飞卿"的别号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形隐而神飞"的精神境界。这种将人生理想寄托于典雅称谓的文化传统，正是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微观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