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明确承认发生在1913年的《中俄声明文件》中。当时沙皇俄国与中华民国政府就外蒙古地位问题展开谈判，最终双方签署的这一文件明确规定："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这一条款的设立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策动下宣布"独立"，但这一行为始终未获得中国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沙俄政府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考虑，最终选择在外交文件中确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还特别强调"中国承诺不更动外蒙古历来之地方自治制度"，显示出当时俄国试图通过承认中国主权来换取在外蒙古的特殊权益。
第二次承认发生在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二战末期，苏联政府为争取中国支持其对日作战，在与国民政府谈判时再次确认"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应以中国中央政府之同意为条件"。这一表述实际上重申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地位。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谈判过程，显示斯大林曾明确表示："外蒙古在法律上当然是中国领土"。不过该条约同时规定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未来地位，这为后来的变化埋下伏笔。
从国际法视角看，这两次承认构成重要的历史证据。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国家通过条约形式作出的领土主权承认具有法律效力。俄罗斯（包括沙俄和苏联时期）作为直接相关方，其正式外交文件中的表述构成国际法上的"禁止反言"原则，即一国不得否认其先前明确承认的事实。这也解释了为何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在1950年签订新条约时，苏联再次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需要以先前条约为基础。
历史档案显示，俄罗斯这两次承认背后都有复杂的战略考量。1913年的承认是沙俄在巴尔干危机后面临国际孤立时，为维持在华利益所作出的妥协；1945年的承认则是苏联为换取国民党政府支持其对日作战及在东北特权而采取的策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保存的档案证实，这两次承认都是经过最高决策层慎重考虑的外交行为。
中国历代政府对外蒙古的主权主张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从清代设立的乌里雅苏台将军到民国初年的西北筹边使，中央政权一直对该地区行使有效管辖。1921年后虽然苏联支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政权，但中国政府从未放弃主权主张。1945年公民投票后，国民政府虽承认外蒙古独立，但这一决定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立法院多名委员联名反对，认为违背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精神。
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存在不同解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专家认为，俄罗斯历史上的两次承认反映了不同时期对华政策的现实需要；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者则强调，这些文件至今仍是证明中国对外蒙古拥有历史性权利的重要法律依据。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时，双方刻意回避了这一历史问题，显示出该议题的敏感性。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外蒙古问题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轨迹。俄罗斯的两次承认既是对历史事实的确认，也反映出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如今，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披露和国际法研究的发展，这一问题的历史经纬正得到更加全面的审视。无论从法理还是历史事实来看，俄罗斯政府文件中的这些表述都构成了国际关系中关于领土主权的重要案例，对理解当代中俄边界问题的由来具有关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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