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為中心[1]
作者/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嚴佐之
近幾年來，編撰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志逐漸受到海内外圖書館的關注和重視，除了已有幾部殺青面世之外，據悉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的好幾家收藏豐富的著名圖書館也在躍躍欲試。大家對編撰書志的意義無甚異議，如若條件成熟，誰都願意奉獻碩果。但對如何編撰書志卻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如已出版的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和《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編例就很不一樣。若論是非優絀，究其根本，則事關“藏書志”目録體制問題。或者以爲，編撰書志大可不必繩之一律。此話雖不無道理，但倘若承認“藏書志”是傳統目録的一種既有體制，那就理應認同其概念的特定内涵。也就是説，書志編撰體例可以不一律，允許有繁簡、有異同、有變化，但畢竟需要持守一定的共同“底綫”，才算得上所謂的“藏書志”。而問題在於，目前對“藏書志”目録體制的認識、理解並不一致。竊以爲，像這樣一個有實際應用意義的古典目録學理論問題，是值得學界共同研討的。故不揣譾陋，略陳管見，謹祈同道批評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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