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其人品：“面谀”，在皇帝面前阿谀奉承以谋取私利。当他获得刘邦支持制作朝仪时，他曾征召鲁儒生三十余人，其中有两人拒绝前往，理由是：“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在此，两儒生其实有两点理由：第一，叔孙通人品很坏，“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第二，礼乐之所兴，必须百年之后，天下初定，不适合谈礼乐。当然，关于第二点，叔孙通讲出了一番因时制礼的观念，这应该是符合先秦儒家宗旨的观念：“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所以他嘲笑两人是“鄙儒”也还说得过去（《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关键在于涉及人品的问题上，叔孙通确实善于见风使舵，善于揣摩君主心思，颇有心计。秦末陈胜起兵于山东，秦二世急召博士诸儒询问对策，绝大多数博士都将陈胜行为视为造反，要求秦二世发兵征讨。二世大怒，认为这有损于泱泱帝国的威严，天下太平怎么可能有人兴兵造反呢？！此时，叔孙通揣摩透了秦二世的心理，主动说了一番话：“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闲。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天下太平之世，怎么可能有造反者，就是一群不足挂齿的盗贼而已，让群守把抓起来治罪就行，不必将事情想象得那么严重。二世大喜，奖励“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其它儒生博士却因此倒了霉，认为是造反的，都被抓起来治罪；认为是盗贼作乱的，则侥幸逃过一劫。事后，面对诸生“先生何言之谀也？”之质问，叔孙通回答得倒也干脆：“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原来他说了违心的话，仅仅是为了逃离虎口。然后迅速逃离，先后侍奉项梁、楚怀王、项羽，最后“降汉王”。如果说他面谀秦二世有几分明哲保身的意味，那么他归顺刘邦之后的举动更说明他是颇有心计之人：“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以上具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由此可见，叔孙通善于察言观色，竟至于此，如果按照孟子“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孟子·公孙丑下》）、“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孟子·尽心上》）之“王者师”心态，叔孙通的行为，确乎可以称得上是干禄之小人。问题的复杂性作者简介：宋洪兵，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先秦诸子哲学及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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