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近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将继续推进对中国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情况301调查,并可能采取关税措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方注意到美方有关言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20年初生效后,中方秉持契约精神,努力克服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及随之而来的供应链受阻、全球经济衰退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认真履行协议义务,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金融和农产品市场开放等方面已如期完成协议承诺,在扩大贸易合作方面也已充分履约。反观美方,对华加严出口管制、限制双向投资,持续升级经贸及其他领域打压限制措施,阻碍双边正常贸易和投资活动,违反协议精神,破坏协议执行的氛围与条件。有关是非曲直,中方已在2025年4月9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中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述。
十年前,当“修昔底德陷阱”一词从学术象牙塔跃入全球政治话语中心时,许多人还将其视为一种遥远的历史隐喻。然而,当301调查的关税清单、科技企业的制裁令、南海的军事对峙以及外交场合的激烈交锋,日益频繁地占据新闻头条,一个冰冷的现实已然浮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体之间的战略博弈,已非未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这场博弈,非一时一事之争,而是体系、规则与未来主导权的全面缠斗,其过程将深刻塑造21世纪的世界格局。
美国频繁使用“301调查”的核心动机是基于其国内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产业竞争优势为主要目标。具体动机和考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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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施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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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条款赋予美国政府单边调查和采取关税等制裁措施的权力,可绕过多边贸易规则(如WTO),直接对贸易伙伴施压,以解决其认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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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关键产业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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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他国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产业补贴等问题,打击竞争对手,维护美国在高科技、制造业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回应国内产业和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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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博弈与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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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调查常被用作谈判工具,迫使贸易伙伴让步(如开放市场、修改法规),以获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典型案例包括对华“301调查”后引发的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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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多边机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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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认为WTO等国际组织争端解决效率不足,因此通过国内法工具快速回应其认定的贸易失衡问题,体现“美国优先”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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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选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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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强硬态度易获得国内特定选民支持,尤其在选举周期中,301调查成为展示“保护本国利益”姿态的政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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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影响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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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主义风险:301调查可能违背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削弱WTO权威,引发贸易伙伴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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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确定性:频繁使用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紊乱,增加企业跨国运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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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效力存疑:短期或迫使对方让步,但长期可能加剧贸易摩擦,损害全球经济合作。
结论:美国频繁动用301调查,本质是通过国内法推行经济民族主义,以维护其技术和市场霸权,并应对全球化竞争中的相对优势下滑。然而,过度依赖单边工具可能激化国际经贸矛盾,需在规则与实力博弈间寻求平衡。
一、 缠斗的核心:超越贸易的复合式博弈
表面观之,贸易逆差是导火索。美方频繁挥舞“301调查”大棒,加征关税,直指“不公平贸易行为”。然而,数字背后的实质,是一场涵盖技术霸权、金融秩序、制度模式与地缘影响力的复合型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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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高地的“锁喉战”:从华为、中兴到TikTok,从半导体设备到人工智能芯片,美国的制裁清单精确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攀升路径。这并非简单的商业竞争,而是对5G、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未来核心生产力制高点的争夺。美国试图通过“小院高墙”策略,维系其技术代差与供应链安全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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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与叙事之争: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全人类共同价值”,代表了不同的全球治理愿景。在WTO改革、气候变化、数字经济规则等领域,双方都在竭力推广自身理念,争取盟友,塑造有利于己的国际规范与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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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领域的“竞备赛”:台海、南海成为地缘摩擦热点,军事侦察、航行自由行动与反制交替上演。双方都在推进军事现代化,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确保危机时不落下风,同时避免直接冲突的“红线测试”日益频繁且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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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的隐性较量: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产业政策,同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与创新体系,孰优孰劣?两种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治理逻辑,正在全球,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一场关于效率、稳定与可持续性的现实比拼。
二、 美方的动机与战略焦虑:霸权护持与内部压力
美方的行动,源于深刻的战略焦虑与国内政治经济逻辑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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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护持的本能:作为现存霸权国,美国对任何潜在挑战者具有天然的警惕。中国经济的总量迫近、科技的全链条追赶、以及“一带一路”展现的全球影响力,被美国战略界部分人士视为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的根本性挑战。301调查等工具,是成本相对较低的威慑与规锁手段,意在延缓中国崛起速度,迫使其在美国设定的规则框架内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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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差距拉大,在美国内部积重难返。将矛盾外引,把国内经济困境归咎于“他国不公平竞争”,是两党都能接受的简便政治叙事。对华强硬成为罕见的“政治正确”,为贸易战、科技战提供了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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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体系的重构驱动:美国正不遗余力地推动对华“脱钩断链”或“去风险”,并重组以民主价值观、安全供应链为纽带的盟友体系(如AUKUS、印太经济框架)。其目标是将中国排挤出关键科技与产业网络,重塑一个将中国边缘化的“平行体系”。
三、 中方的回应与战略定力:韧性防御与多向突围
面对压力,中国的应对呈现 “韧性防御”与“多向突围”相结合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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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与科技自立: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旨在强化经济内生动力与抗风险能力。举国体制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清单,大力发展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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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型开放与多边外交:主动申请加入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推动RCEP落地,以更高水平开放对冲孤立企图。同时,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通过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拓展战略空间,稀释西方围堵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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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分歧与底线思维:在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的同时,在核心利益(如台湾、涉疆、涉藏问题)上划出清晰红线,展示强大反制能力,确保博弈不失控为冲突。
四、 缠斗的困局与全球代价
当前博弈陷入一种 “缠斗困局”:全面“脱钩”两败俱伤,成本高昂;但深度融合又因互信赤字和战略猜疑而举步维艰。其代价是全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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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碎片化:供应链被迫进行政治化重组,效率降低,成本上升,通胀压力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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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受阻:全球创新网络被人为割裂,基础科研合作受冲击,减缓人类共同应对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的科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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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上升:军事误判风险加剧,地区热点问题更易被大国竞争绑架,全球安全治理赤字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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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国家选边压力:各国被迫在两大经济体间进行艰难平衡,战略自主空间受到挤压。
五、 出路探寻:在竞争中共存,在底线之上管理
彻底消除中美结构性矛盾并不现实,但避免滑向“新冷战”或冲突,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可能的出路在于建立一种 “竞争中共存”的复杂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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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危机管控“护栏”:在军事、外交、网络安全等领域建立可靠、高效的直接沟通与风险缓解机制,防止意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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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非竞争”合作区: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核不扩散、反恐等跨国威胁领域,强制进行合作,形成利益粘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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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有限互信与对话:在经贸、金融等相互依赖深的领域,恢复务实、专业的对话,就部分规则(如数字经济、绿色贸易)进行协调,哪怕是在竞争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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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差异化的共存: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不同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双方需学会在彼此不认同、但相互核威慑平衡的前提下,管理长期竞争,避免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对方或世界。
结语
中美博弈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途缠斗。它既不是注定走向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宿命,也绝非可以回到过去“中美蜜月”的浪漫幻想。这是一场考验双方智慧、耐力与危机管理能力的世纪考验。最终的胜负,或许不取决于谁击倒了谁,而在于谁能更好地解决自身内部问题,谁能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谁能以更低的成本引领未来的产业革命,以及谁能在不可避免的竞争中找到共存的智慧。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这场博弈既是风险,也蕴含着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推动多极化、维护自身战略自主的历史机遇。缠斗时代,唯有清醒的头脑、务实的策略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方能指引各方穿越迷雾,觅得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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