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一间简陋的审讯室内,空气沉闷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一个四十出头、神情憔悴的日本战俘被叫起名字时,明显颤了一下。有人让他面对一位中国妇女,这个男人低着头,声音发抖地说:“那件事……是我下的命令,也是我亲手做的。”记录在册的,是他的名字——鹿田正夫,以及一本后来成为证据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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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一间简陋的审讯室内,空气沉闷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一个四十出头、神情憔悴的日本战俘被叫起名字时,明显颤了一下。有人让他面对一位中国妇女,这个男人低着头,声音发抖地说:“那件事……是我下的命令,也是我亲手做的。”记录在册的,是他的名字——鹿田正夫,以及一本后来成为证据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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