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年经过多年的边疆战争与经营之后，所采取的策略以“羁縻”为主，也就是依然任用各部族原来的首领，让他们实行自治管理。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并不保险稳固，已经被打败的东突厥死灰复燃又成为祸患，其他一些边境民族也多生事端。在这种边疆形势之下，唐朝政府为了守土保境与安民，不得不大量增加边防驻军，由此便形成了若干大军事区域建制，其长官称为“节度使”或“经略使”。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边防上已经出现这样的十大“军区”：东北方为范阳（今北京地区）、平卢（今辽宁沈阳地区）；北方为河东（今山西太原地区）、朔方（今宁夏灵武地区）；西北方为安西（今新疆库车地区）、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地区）；西方为河西（今甘肃武威地区）、陇右（今青海乐都地区）；西南方为剑南（今四川成都地区）；南方设岭南经略使（今广州地区）。这十个地区的节度使、经略使，本来只掌管军事事务，但由于当地往往形势复杂，所以后来又兼管财政与民政，这便导致边将权力过重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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