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常说自己是“华夏儿女”，其实早在春秋时代，中原地区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便都以“夏人”自居，他们称自己以及与自己拥有近似文化的国家为“诸夏”。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就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野蛮民族虽然有君，仍不如诸夏之无君。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有外来民族入侵的时候，大家都会特别强调“夷夏之防”。西晋末年晋室南渡时如此，两宋之际金兵南下时如此，元人入主中原时如此，清军入关时如此，近代西方坚船利炮打来时亦如此。
夏代的时候，还没有成熟的文字，更不用说历史记录了，可能只有一些简单的符号。所以，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关于夏代的传说和故事，绝大部分是源于传世文献。比较系统地记载夏代事迹的要算《史记·夏本纪》。在西汉司马迁的时代，他还能看到很多先秦的古老文献。可以想象，这些文献历经尘世多年积淀，虽然难免掺杂荒诞不经之语，但绝大部分还是有一定的渊源和依据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批学者掀起了一股“疑古思潮”，他们尤其针对上古时代的历史，怀疑很多事情都是后人想象、编造与杜撰的，这其中就包括《史记》当中《殷本纪》所记载的历代商王名号。然而等到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出土以后，人们在甲骨文中找到并破译出了完整的历代商王名号，居然与《史记》记载基本吻合，由此就大大证明了《史记》的可信性。所以，近代史学大家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也就是用地上的文献，与地下出土的文物相互印证，从而得到更加可信的上古历史的史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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