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传统文化是不是等于古代的一些圣贤之言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人们的言和行、文化和思想从来就是有距离的。现在经常会听到这样两句话：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能说，反过来，有些事可以说而不能做，可见说与做之间存在着距离。 以前通常讲的“文化”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要把它理解为某一个制度的上层建筑。那个时代我们讲文化不太强调它的民族性，而强调它和制度的关系，那时我们经常讲“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而不太讲“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 现在我们更多地是把它和民族性挂起钩来，常讲“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并强调两者的区别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谈文化，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那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追寻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为真正起作用的时候，恐怕就不能仅仅把眼光局限在圣贤之言上。 决定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为，一方面有圣贤的价值观和平民的价值观之间的距离问题，另外还有不论是圣贤还是平民也都存在着一个真实思想和行为与口头上说的、笔下写的言论之间的距离问题。应该说不管每一种文化之间的距离有多大，一般地说，言和行、文字和思想之间的距离是以现代社会为最近。 具体地说，是已具有了基本的民煮、自由条件的这种社会为最近。因为这种社会符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这种社会里人们敢于讲真话，讲真话不会危机到个人利益。 关于讲真话，大家可能还记得80年代曾经有过一场争论，即讲真话与讲真理是什么关系？讲真话不一定是讲真理，所谓讲真话就是讲心里话，就是我们常说的“言行一致”。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在一个现代公民社会中，人们应该处于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在有些社会中，缺乏这样的制度条件。在这种环境下，言与行、文与思的距离相对来说就会更大，“见人说人见鬼说鬼”、“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言不由衷便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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